100年前“包治百病”的药品广告
作者:小编 | 发布时间: 2024-07-27 | 次浏览
1918年春天,一场世界性的流感疫情爆发,此次瘟疫肯定历史留名,因为在抗生素还未发明的当时,它一共造成全球约4000万人的死亡(一说甚至夸张到超过1亿人死亡)。这次瘟疫也不令人意外地传入中国,当时中国的现代公共卫生机制还未完备,加上北洋政府行政效率低下,所以大部分民众只能自求多福,想方设法来“保卫生命”。除了学习各种新式卫生、隔离、戴口罩的举措外,最能使民众获得安心的,就是可以自己买药来预防、治疗。
首先,这次流感的疫情之所以会导致这么多人死亡,主要还是被并发的肺炎夺去生命。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学者,常认为中国人非常害怕“肾亏”,但在这次疫情中,大家对“肺虚”的畏惧,也值得记上一笔。其实,这与传统中医温病学派的传染观“病气传染,从口鼻而入”和“风邪上受,首先犯肺”的思想是一致的;再加上罹患流感会导致病人身体虚弱,所以当时的人常将感冒的症状,如咳嗽、哮喘、痰多、虚弱等,跟“肺结核”的疾病观结合在一起,强化了当时“伤风不醒变成痨”的俗谚,深植小老百姓的心中。故综合起来,“肺气虚”和“痰”,就变成两个非常危险的因子,它们一同建立在伤风小病一旦调养不当,就将导致大毛病,如肺结核、肺炎的逻辑思维上。因此,1918年后,感冒变成一种实际的“疫情”,使得原来的药品,扩张了其用处,要防肺结核,先克流感。故可发现许多能够治疗咳嗽、化痰的广告,都开始被认为可以预防时疫。例如“艾罗医生疗肺药”(见下图)广告即将“肺”的身体地位提高,言其主司呼吸,为气、精、血循环不可或缺的器官,宣称服用该药可以预防肺结核、肺鼠疫、流感等病。
对“痰”的重视,是该类药品一个普遍的特征。缘于征引中医传统“百病多从痰病起”的观念,很多药都扩大解释所有的疾病都“有痰以作先导”(见下图)。
故可以看到“唐拾义咳(嗽)丸”,广告商称此丸可将“久咳之恶魔为之一杀”,也可以治疗“天行时疫之咳”在内的多种咳嗽症状。这类药品都主张可以“化痰”,但却不是强调把痰中的细菌消灭,而是把痰化掉、咳出,肺气才会顺畅,肺体才会强健(见下图)。
另外一类药,着眼的不是“肺”或“痰”等身体观或致病物质,而是用很模糊的“时疫”或“防疫”概念来统括其治疗功能。就在流感疫情炽盛之时,一则有关“时症药水”的广告就指出:时疫流行,为了救急计,特请医学专家配制该药水,“专能祛邪清热,止咳化痰。无论伤寒、癫狂、伤风、痰厥及神昏谵语、不省人事或肝风扇动、肺气哮喘等危急之症,连服此药,自能起死回生,转危为安”。这个药水的主治,几乎把一些有外感症状的疾病都纳进去了。当时很多成药,原本可能都不是专治流感的,但是趁着这波疫情的风潮,都会标榜“秋多热病”、“(救急)时疫”或“预防时症”的字眼。或许这样的刻意模糊,正是当时药商希望营造出来的,反正把所有可以罗列上去的症状都放上去了,就统称“时疫”、“时症”。好比另一则有关日本仁丹“服用百病从愈”的广告(见下图),也是包治多种疾病的思维。也许是当时有相关的疫情发生,在此药的主治项目上,清楚地标示了治疗“中暑伤寒”、“时令疫疾”的字眼,从它的广告词“仁丹治病防疫之功效伟大,一服则灵效响应,百病从愈,转危就安。常服则身体健壮、精神盛旺。防遏时疫,万无一失,立刻服用为要”,可以看出,预防与治疗时疫是此药的主要功效之一。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现象是:此药又可以治疗许多外感发热疫病之外的疾病,更何况“常服”之字眼,对比今日较流行在流感发生时吃药,而没有病就不需服用的观念,是完全不同的思维。
当时有非常多类似药物,它们多宣称具有治疗伤风感冒、霍乱中暑、痧气等几个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疾病(见下图),且多宣称可以防治时疫。
再如“科发伤风片”的广告(见下图)指出:小小的感冒伤风摇身一变而成为传染病,而和中国古代的瘟疫类似,故言:“伤风一症,最易传染,初起急宜医治,以免染及家人。”
或如日本名药“快清丸”(见下图),当时也是打着可以治疗众多疾病,乃“卫生之圣品”,诸如急救、常备、卫生之灵药,可治疗包括:中暑中寒、感冒时邪、山岚瘴气、痰咳、水土不服、赤白痢疾等等,效用广泛。
又,病后之调养,其市场也不可小觑,一样属于流感疫情时物质文化之特色。由于流感调养不易,一旦疏忽将会酿成炎症、肺体受感染,而最终导致最严重之肺炎。故时人尤玄甫指出,在病后“饮食寒暖,首当谨慎”,一方面可食用“富于滋养料之食物”,另可服“补剂”,例如服用几那皮与阿摩尼亚(Barkand ammonia)、金鸡纳霜、铁剂等来调养,则“旧病可不致复发矣”。其中有个著名的成药(补药),药品名为“自来血”(见下图),指出“冬令尤宜”。为何是冬天呢?这则广告巧妙地运用中医热病学理论,写道:“经曰: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”,故而此产品“自来血”可以发挥“添精益髓”、“回天再造”之功效。从广告看来,可以发现身体的各种“虚”或“损”的症状,会导致疾病之发生,所以应该趁“藏精之冬季”这个时令来加以进补,春天时才不会罹患热病;广义言之,可预防外感热病的发生。
还有“解百勒麦精鱼肝油”,该广告言:“今年入冬以来、天气非常干燥大都患时行伤风者、比比皆是、中医曰感冒、西医谓传染、染虽无大害、实伤肺经。”该药不但可疗肺止咳,还可抵御外感,还说“青年肺经、最易损伤、尤宜加意保护”,并则指出增强气力、补肺,可以抵御外感病。运用中医补气的概念,更成为稍后“抵抗力”的内涵。另外一个声称可以预防流感的药物“帕勒托”(见下图),也是强调“补血强身”,增强抵抗力,可以对抗流感。
不论是治疗还是通过补养来预防疫病,从今人的眼光来看,这些琳琅满目的药品,其实背后所映照的多是药商的滑头与小老百姓在面对疫病时的无助。在科学实验、药品检验的机制还未建立的北洋时期,药物生产质量与疗效的确保、检验是谈不上的。如何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某药确实对流感有效?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,因为流感的病毒当时还未真正发现;而西方细菌论虽已传入中国,但在流感的药品营销上,运用得较少,若干传统中医的概念,反倒成为药商宣传的最爱,足见药商非常善于运用人们已知且流行的身体观,投其所好,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。而在现代医疗、医院、公共设施还未建立起来的当时,大疫来时民众只能自求多福,于是民初以来“家庭常备药”的概念,促进了成药市场的发达,家中备着各种药品,总比大疫来时无药可医来得更有保障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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